危险方法【不是评论】很浅，但有用的背景知识分集剧情
看第一遍的时候有的背景不了解，google了一下，找到一篇有用的文字，再看第二遍就好多了。原作者叫韩雪涛，感谢原作者。 这篇文字是2007年出现的，目测与这个电影的创作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可以相信这篇文字和电影都提到的诸多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插嘴一句，这篇文字没有出现女主角——这位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她在电影叙述的事情之后离开弗洛伊德和荣格继续从事精神分析方面的工作。后来的故事很不幸，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在史达林恐怖运动中丧生，她自己和两个孩子则在1942年纳粹灭犹行径中遇难。 ===========楼主说完自觉肘开的分割线============ 《弗洛伊德与荣格：从相识到决裂》 西方有人认为：“20世纪是精神分析的世纪。”这种说法虽然不免过于夸大，但却从某种角度说明了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弗洛伊德作为这一理论的创建者，荣格作为这一理论的有力推动与发展者都成为现代心理学中极其重要的心理学家。而发生在这两位巨擎间的由相识到决裂的恩恩怨怨也就成为精神分析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们本文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去了解发生在两人间的一场恩怨沧桑。 一、相识我们先从精神分析学的奠基者弗洛伊德说起。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1873年进入世界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医科学校，师从当时很有影响的布吕克。后与布罗伊尔合作，探讨用自由联想法治疗神经症状。1895年，两人合作写成《癔病研究》一书。后来由于弗洛伊德强调性混乱是癔病的根源，而布罗伊尔拒绝接受这种观点，两人的合作与友谊就此结束。此后，弗洛伊德单枪匹马地进行拓荒工作。1900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巨著《梦的解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建立，也揭开了一段恩怨沧桑的序幕。 此时年仅25岁的荣格，刚从医科学校毕业，并在苏黎士一家精神病院任有名的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的助教。当时的荣格正开始执着而坚定地在诸多令他困惑的有关精神病的问题中努力探索，想寻找出一条他可以在事业上勇往直前地走向成功的途径。《梦的解析》刚刚出版，受到导师的推荐，荣格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版。但对当时的荣格来说，还缺乏欣赏此书的准备。因为他还缺乏切身的体验，无法充分领悟到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这项开拓性的研究的重大意义。于是，他把书放到了一边。在随后的几年中，荣格开始从事著名的“语词联想”测验。这种测验是把一个词汇表上的词汇一次一个地读给病人听并要求病人对它们做出反应。如果病人在做出反应时显得犹豫不决，或者在做出反应时流露出某种情绪，就表明该词很可能触及到了荣格后来称为“情结”的某种东西。荣格独立完成的这项伟大实验，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荣誉，另一方面为他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3年，荣格再次阅读并研究《梦的解析》。突然，他发现他自己所探索的问题与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理论不谋而合，他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为自己在语词联想实验中观察到的压抑“机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和说明。或者说，弗洛伊德的发现恰好符合他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他激动异常。他开始真正欣赏了另一位天才的工作，他意识到，在千里之外的维也纳，另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正在对彼此关注的同一问题进行探索，而且得出了几乎是相同的结论。可以说，第二次阅读此书的经历成了荣格一生事业转折的分界线。 鉴于自己的实验，荣格相信弗洛伊德是对的。然而这种对弗洛伊德的欣赏在当时却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但坚持真理的荣格抛开世俗的偏见，决定公开站到弗洛伊德一边，支持弗洛伊德的理论。 1906年3月或4月初，荣格向弗洛伊德伸出了橄榄枝。他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自己的论文《心理联想诊断研究》。当时处于孤立无援中的弗洛伊德愉快地接受了荣格递给的橄榄枝，在4月11日的回信中他表示了自己诚挚的谢意与自己的理论被荣格经验所证实的欣喜之情。在经过随后多次的书信往来后，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3月3日，上午十点钟，一个寒气逼人的星期日。两人在维也纳见面了。在这次见面中，先是异常激动的荣格，兴致勃勃一连讲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耐心地沉浸在荣格的谈话中的弗洛伊德打断了荣格的话，建议他们应该更深入、更系统地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两人都为对方的非凡才智与热情所感染，陶醉于这种志同道合又棋逢对手的交流之中。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我当时的认识和理解而言，没有谁能与他相匹敌。”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象荣格这样具有多方面广博知识而且对精神病的病因怀有如此强烈兴趣的人。荣格奔放的想象力也使弗洛伊德着迷。于是两人间这场倾心而又生动有趣的马拉松式的长谈，一直持续了十三个小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双方都十分困倦，这场谈话或许会持续更久吧。 初次见面给两人都留下深刻与美好的印象。这次会晤后，弗洛伊德立即写信给荣格说，同你相见，“使我万分兴奋和欣慰，我得不厌其烦地用文字或言语使你明白，我信任你，我得特别强调的是，你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正像其它任何人一样，应该有人来取代我的位置，而在我看来你正是我所指望的最恰当的人。……来继续并完成我为之奋斗的事业。” 四天后，荣格的回信这样写道：“使我不安的是，你过高估计了我和我的能力。在你的指引下，我才能深刻地理解许多事。不过，我仍然远没有能清楚地把握住它们……” 共同的奋斗目标将两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一开始两人间就存在着一些分歧。两人虽都确信压抑之存在，但就压抑的内涵而言，两人看法却并不相同。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内涵，是一种潜在的性动力或性经验。正如荣格在后来回顾两人初次见面时说，每当谈到与性有关的问题时，弗洛伊德的每句话都充溢着一种特殊意味的冲动。“显而易见”荣格写道“弗洛伊德对他的性理论已深信不疑，而且认为这种理论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意义。一提到这个问题，他的声调变得急促，几乎是迫不及待而且激动，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十分严肃、难以捉摸的、对一切事物持挑剔怀疑态度的气质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荣格却力图对性动力的范围加以限制和界说，对他而言“在一些病例中，性问题并不是致病的绝对重要的因素，只起着附加的、次要的作用。” 在初次会晤后继续下去的书信中，他们都坦诚自己的观点，并在不同的观点上激烈交锋。然而由于这是在一种讨论式的学术气氛中进行的，两人间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积怨。事实上，他们正一道艰难而倔强地在精神这片前人所未走过的旷野上，披荆斩棘，开辟出条条道路，去发现，去探查精神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奥秘。这种并肩战斗，一致对抗外界世俗的经历足以弥补掉任何存在于两人间的分歧了。两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认识上的、理论上的分歧被沉浸在彼此欣赏，共创大业的激情所遮掩了。 二、热烈的友谊在经过初次见面与随后的几封信的交往后，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两人间的通信一直继续着。许多信还充满了难言的兴奋和激动。在信中，两人交流对临床病例的观点，交换对同行的一些看法，同时也相互问候鼓励。两人间的私人关系日益亲密。 1907年7月1日，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信中写道：“精神学的新生命与我们同在，在苏黎士和维也纳，而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一个难关而安然无恙。” 对于那些中伤他们的人，他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一同与之作战。对于那些无法理解他们的大众，他们相信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所致。而他们相信有一天真理的曙光会通过他们传遍整个世界。他们一起憧憬着他们共同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并被接受的那一天的到来。 在这段甜蜜的日子里，两人频繁地交换着在精神分析这一领域内各自的观点，并互相就某种问题深入磋商。在这种关系中，弗洛伊德理所当然处于父亲般的地位。又加上弗洛伊德在年龄上长荣格19岁，荣格将弗洛伊德当成自己父亲的化身，而弗洛伊德将荣格当成自己的儿子成了双方共同接受的看法。 这段时期的荣格力图获得弗洛伊德的注意。在1907年的一封信中荣格写道：“说实在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不得不坦率向你承认……我对你的敬爱之情，具有宗教般的狂热和虔诚。”1908年2月20日，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再次表示能获得弗洛伊德的信任与友谊，感到既有幸又惭愧。这在他的一生中至关重要。他希望发展这种友谊。但这决不意味着同弗洛伊德处于同等地位，而只是一种“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对弗洛伊德来说，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荣格亦是他最为厚爱并且器重的人。 1908年4月26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举行。荣格为这次会议的组织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会议由弗洛伊德主持。会议期间决定创办一个心理分析学的会刊《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受到器重的荣格被指定担任主编。会后，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总的说来，大会结果十分圆满，预示着我们的《年鉴》将大获成功。”这次的会面给两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在这次美国之行中，他们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在美国是“受人尊敬和欢迎的人”。弗洛伊德处于成功的顶峰，荣格也为此不胜欢喜。初次美国之行的成功对于精神分析学理论赢得广泛的承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0年3月底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荣格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由于弗洛伊德再三坚持，荣格当任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 正是在这段甜蜜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在彼此以坦率真诚相待的两人间，一切似乎都是明朗的和美好的。 三、不和谐之音在两人交往伊始，两人就存在着一些思想方面的分歧。然而，这些分歧起初被掩盖了。但随着交往的增多，两人间即使在热烈的友谊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调。 1909年3月25日，荣格与他的妻子来到维也纳。访问中，发生了一件令两人都印象深刻的事。一天，在弗洛伊德的一个房间里，两人正热烈地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玄妙现象的时候，突然间，从书架那儿发出一声巨响，两人都惊骇异常，几乎跳了起来。等两人从惊惶中恢复平静之后，荣格对弗洛伊德说：“你瞧――这就叫做催化显示现象。”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得啦，”他用嘲笑的口吻对荣格说：“无稽之谈。”但不出荣格所料的是，从书架上又发出爆裂声。恪守严谨的科学推理和原则的弗洛伊德发现，被他刚选中来继承他的事业的“皇储”荣格，竟然能用超灵的术语来解释这样的现象，这令他深感震惊。这件事清楚地揭示了两人在精神分析学观点，以及两人气质间的根本差异或者说对立。 4月20日，在德国登上轮船启程去美国的前一天，闲谈中，荣格很有兴致地提到在德国北部某些地区的所谓泥炭沼尸体。弗洛伊德对此深为反感，几次打断荣格的谈话。最后，弗洛伊德突然当场昏倒了。这就是有名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次昏倒。人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弗洛伊德认为有关尸体的闲谈暗示了荣格希望自己死去。这种无法摆脱、压抑的奇想，使弗洛伊德神态恍惚而昏倒。 第二天，已经恢复过来的弗洛伊德在船上与荣格互相对对方的梦进行分析。但当荣格试图分析弗洛伊德的一个梦，并希望弗洛伊德进一步透露梦的细节时，弗洛伊德明显地疑虑重重，过了一会，他说“我可不愿拿我的权威冒险。”荣格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就在他这样说话的同时，他的权威已全丢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初次美国之行的成功，一方面鼓舞了他们，但同时又意味着两人共同面对的外部敌人已经变得遥远了，于是两人之间的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两人表面的和谐下，裂痕已经出现了。当强敌在外时，两人由于有着共同的目标，所以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歧即便存在也可以忽略掉。但当外敌的威胁日渐减小后，两人不再需要为维护他们共同的理论而一起战斗了。他们开始投入到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中去。正是在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中，两人间的分歧开始显得日益突出。 从美国回来后，弗洛伊德一心致力于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更多的领域中去。然而此时的荣格却把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对神话学的进一步钻研上。两人的通信中，分歧逐渐扩大了。 1910年初，荣格给弗洛伊德的回信中写道：“诸多误会已经出现，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对我产生了如此误解？”1910年6月26日，荣格写给弗洛伊德的长信中，将自己对于神话学的阅读研究同弗洛伊德的性乱伦说进行了比较，从字里行间隐约预示出两人的分歧已不可避免。1911年11月14日荣格在一封信中写道：“事情必定会如此……你发掘出宝石，而我所要做的是对宝石进一步加工修整。”从中我们不难窥到，两人的关系已进入越来越微妙的阶段。荣格不再甘心笼罩在弗洛伊德的影子下了。 四、决裂在经过一段火热的阶段后，两人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随着荣格陷入到对象征、神话宗教文献以及玄学的狂热兴趣和研究中――也正是这一研究中，荣格开始发展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荣格性格中独立的一面越来越浮现出来。而弗洛伊德似乎要迫不及待地指望在荣格面前维护他已意识到的并不稳固的绝对权威。于是，两人间的冲突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分歧了，还增添了两人性格上的冲突。 1911年9月弗洛伊德与荣格妻子埃玛的谈话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点。 弗洛伊德说，他的孩子已长大，他的婚姻生活已得到报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有等待死亡。埃玛回答，作为一个“伟大男人的子女而又能泰然处之”很不容易，特别是作为弗洛伊德的孩子更是如此，因为他所表现的作为父亲的那种威严特征相当突出。埃玛向弗洛伊德建议，应该处理好孩子与他之间出现的麻烦。后来埃玛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别怀着父亲那样的感情去看待卡尔•荣格……应该象普通人对待另一个人那样，他像你一样，得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完成了他想做的事。” 这段时间的荣格，正在写作《变形的象征》这一重要著作。写到书的最后一章《代价》时，他却不得不暂时中止了写作，当心绪紧张到无法抑制时，他甚至无法握住他一直使用的那支略显笨拙的自来水笔。因为他清楚意识到在此书中公开自己的观点，很可能意味着会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谊。“是应该不把我自己的观点公开表露呢？还是置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不顾呢？”荣格陷入无法排遣的忧虑中。如果说，不愿同弗洛伊德决裂的抗拒力对荣格来说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冲破他的无意义的束缚，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而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错误的那股力量慢慢地击退了一切犹豫。他又提起笔继续写这至关重要的一章。他越写越多，然而心情沉重――预感到弗洛伊德决不会接受他对于乱伦问题所作的解释。 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件事。弗洛伊德在克伦兹里根停留两天，希望与荣格见面。但荣格却让弗洛伊德白白等了两天。或许荣格已清楚地意识到他对弗洛伊德的背叛，因此担心不论他做出何种解释，同弗洛伊德的一场真正的决裂已无法避免，这种决裂是他所希望的，他日渐明白这就是自己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又使他深感痛楚不安。 对荣格来说，实际生活中的重大时刻终于降临了。他的著名论文分两部分发表了。弗洛伊德从中嗅到了文中“离经叛道”的味道。已经经历了一桩又一桩的背离行为的弗洛伊德又一次陷入苦恼之中。1912年6月13日，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不必因为理论上的分歧而影响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封信暂时使两人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 然而，荣格此时已经不能接受这种暂时的妥协了。要求独立的他对弗洛伊德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1912年9月，荣格再次到美国讲学，并赢得热烈的反响，这坚定了荣格加速同弗洛伊德理论对立的信心。在演讲中，荣格虽然一方面仍然对弗洛伊德的勇气胆量以及执着、恒心，表示由衷的敬佩，但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并阐述自己的理论。他批评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是太狭隘了，他认为里比多的概念必须重新加以界定。另外，荣格猛烈抨击回返婴幼儿期的理论。荣格认为导致病因学意义上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是在过去。 1912年的这次美国之行，进一步扩大了心理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然而荣格的努力却是建立在与公认的弗洛伊德理论相偏离的前提下的。 1912年11月在荣格提议下，两人见了一次面。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后，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和荣格间的所有矛盾已经解决。他认为自己选中的皇储已经放弃了任何想逊位的念头。然而就在一次午餐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这次“癔症性晕厥”或许是由于弗洛伊德无法正视荣格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或许是他看穿了荣格与他决裂的决心。总之，事实证明了两人间的决裂已经事在难免。 1912年底的通信引发了两人的最后决裂。荣格在一封信中写道： “恕我诚恳地对你直言，如果你并不反对的话。我得承认，对于你，我的感情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表明我对咱们间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果对此有所怀疑，对你将是极大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得说，你用对待你的病人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学生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这样一来，你所指望而且造就的不是奴性十足、盲从的儿子，就是轻率浅薄的小人。我确实十分客观地看穿了你玩弄的这种小小伎俩。你在你的周围到处施加个个影响，使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降低到儿女般的地位。他们不得不痛心疾首承认自己的疏忽和过失以及生命的卑微。而你却旁若无人稳坐在父亲的高座上。出于绝对顺从献媚，没有谁敢于公然对告知，甚至哪怕是对你上一次向病人所说的话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勇气去对分析者进行分析，只是满足于被别人分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有谁敢这样做，你肯定会这样问他――是谁得了神经症？ 你看，亲爱的教授，如果你以此来对待我，我对我的所作所为压根儿满不在乎，同我的弗洛伊德兄长的犀利而令人畏惧的目光相比，它们断然暗淡无光。” 我们看到，此时的荣格早已不再是甘心情愿笼罩在弗洛伊德羽翼下的荣格了。羽翼渐丰的荣格不愿意再受到弗洛伊德的荫护。他需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正如一个孩子长大了，要独立了，他不再依靠父亲。相反地，他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他不得不做得绝情一些。 弗洛伊德对于荣格用这样的口气深为不安，觉得蒙受了耻辱。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他写道：“你断言，由于我滥用心理分析，使我的学生处于一种孩子般的依附地位。对于他们的这种幼稚行为，我本人要负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推断，你得出了你自己的结论。我不愿对此作出任何判断，因为涉及一个人的这种判断是很困难的事，而且，这种判断也不能使任何人信服……在维也纳，我早已习惯于来自反面的指责，这就是说，我对我的学生的分析和观点，并不那么感兴趣。” 1913年3月，荣格给弗洛伊德只写了一封信。3月27日弗洛伊德写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他已经感到失望，也不再有任何友谊而言。对于我来说，他的荒谬的理论并不能只归咎于他那难以令人相处的秉性。”不过，一直到1913年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仍在努力不使个人间意见的分歧影响他们在共同事业上的联系，以免导致完全决裂。弗洛伊德乐观地认为，尽管彼此间的不和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而且确已损害了他们个人的联系，但是恢复过去曾有过的合作也并非不可能。1913年9月7日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会前人们期望：“不要出现公开的分裂。”但勃勃雄心的荣格已不再相信弗洛伊德也不再接受弗洛伊德的权威了。在这次大会上，荣格及他的追随者以好战者的姿态进行活动。相比而言，弗洛伊德显得无力捍卫自己。结果荣格继续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会后，弗洛伊德开始做出反击。他的追随者们对荣格的一本新著发动一系列的攻击。弗洛伊德本人也写了驳斥荣格的论文。6月25日，论文发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阿伯拉罕：“炸弹现在发射了……我认为，我们得让受害者有两周或三周的时间重整旗鼓来发动反击。” 弗洛伊德的主动反击，迫使荣格从弗洛伊德学派中脱离出去。1913年10月，荣格辞去《年鉴》编辑职务；1914年4月，荣格辞去学会主席职务。弗洛伊德对此事所作的最后一次评论毫不留情：“我们终于同他们分道扬镳。”在后来谈到这次决裂时弗洛伊德说，荣格“的精力只全部倾注于发展他自己的兴趣和维护自己的私利上。”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看中了荣格。7月25日他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这样写道：“卑劣的、虚伪的荣格以及他的信徒终于从我们中间滚蛋了。” 由于这次最后决裂，双方在对方的蓄意中伤中都遭受了损失。弗洛伊德追随者散布说“荣格可能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谣传广为流传，因而直接使荣格的临床实践受到影响，并使他失去了一些学生的信任。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荣格“开始感到若有所失……这种感觉可以毫不夸大地被认为是……一种心境的茫然和困惑。”他承认自己仿佛被悬挂在半空中一样，失去了立足点。内心精神的冲突竟变得如此强烈，使荣格甚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条有理地讲一次课。80岁时，荣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纷纷同我疏远。我的著作被指责为胡说八道而一文不值。我成了人们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者，如此而已。”在整整三年时间内，荣格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 五、决裂的原因弗洛伊德与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巨擎决裂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引起很多研究者兴趣的话题。解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多方面考虑。 首先，我们可看到两人在思想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焦点起先集中在对性的态度上：荣格对于性不像弗洛伊德那么强调。但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宽一些的话，我们还可意识到，事实上在对一切文化和精神现象的理解上，荣格最终都表现出与弗洛伊德本质上的不同。令荣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不但是弗洛伊德对性的偏狭理解，还包括使荣格不能忍受的因果论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个视野中那种还原论和因果论的倾向，以及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件中如此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荣格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阐释方法。荣格并不排斥因果观念，但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科学方法，即目的论。目的论的方法应用于心理学中意味着：人们当前的行为是由未来而不是过去所决定的。为了正确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除了需要考虑过去的事件以外，也还需要考虑到未来的目标。荣格许多涉及精神发展的思想，就它们作为精神发展的目标（个性化、整合、个性形成等）而言，都是目的论的。一个发展着的人格正是趋向实现这些目标的。荣格感到有必要在心理学中同时采用这两种研究态度――因果论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论的研究方法。荣格说：一方面，人的心灵为所有那些往事的残余和痕迹提供一幅画面；另一方面，在这同一幅画面中，就人的精神创造自己的未来而言，它也表达了那些行将到来的事物的轮廓。此外，荣格对因果论和化简论的不满，想必也包含着不满于弗洛伊德总是用因果简化的观点，把其一切不同意见通通看作是“对父亲的反抗”即一种隐藏着的“弑父动机”。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因而，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狭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动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这一认识，荣格的反叛将不可避免地永远被钉在“俄底浦斯情结”的耻辱柱上。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人性格方面存在的差异。 许多人指出，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然而在与弗洛伊德交往的起初阶段，由于弗洛伊德作为自己崇仰钦慕的人，是如此真诚地与自己交往并信赖自己，所以荣格独立性的一面暂时被遮掩了。他愿意尊弗洛伊德为权威、为自己的精神之父，而把自己看作是追随者。为此，荣格过多地顺从了弗洛伊德的意愿。然而，随着交往的增多，弗洛伊德在荣格心目中越来越丧失了权威的地位。 荣格曾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正是弗洛伊德私生活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动摇他在荣格心目中完美的形象。而这一完美的形象对于其权威地位的维护是重要的。当弗洛伊德想对荣格隐瞒这一事实时，其形象在荣格心中又一次被降低了。荣格无法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美国之行后，荣格投入到神话学的研究中去。在这方面荣格比弗洛伊德相对肤浅的涉猎，明显地更深入、更广泛。这无疑加强了荣格的自信心，并减弱了弗洛伊德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形象。 于是，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权威地位已不再；另一方面，荣格本人的自信心日渐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深处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的荣格要宣布独立了。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在《变形的象征》这本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相信这本书将会断送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他为此而感到苦恼，但最终仍然坚持写完并发表了这本会导致两人分裂的书。荣格明白，虽然要付出牺牲两人友谊的惨重代价，但他仍坚信自己不可能再停留在弗洛伊德的小道上，而必须在一个未知的王国里，以某种方式找到自己的道路。正是荣格的独立性格与创造精神，使得他不得不走上一条与弗洛伊德可能决裂的道路。 除了关注荣格的性格外，我们还极有必要关注一下弗洛伊德的性格。另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者弗洛姆曾分析过弗洛伊德的心理。他指出，在弗洛伊德内心深处存在一种对其他人的依赖感。对于朋友的批评他难以接受，因为在他而言，朋友的作用主要应该是支持、鼓励、赞扬他。他需要得到爱和赞许。这是弗洛伊德安全感必不可少的保证。此外，与父亲不佳的关系，使弗洛伊德自己想成为象父亲一样的权威，成为一位伟大的英雄。可以说，弗洛伊德是顽固的权威主义者，因此他无法接受任何重大建议以修改他的理论著作。尤其是在性理论这一最令他敏感的焦点上。当一涉及到对他这一部分理论的修正时，他的宽宏大量就不存在了。对他来说，舍弃这一“不可动摇的堡垒”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诸多友谊都断送在这一争论的焦点上。 一方面，弗洛伊德要成为一个强人，成为权威，另一方面他对他人又有着依赖感。因而当他人崇拜他、与他意见始终一致时，他友善相待、宽洪大量。但当他人怀疑他、批评他时，他却丝毫不容。这导致他与一些至交的关系走着相同的道路：几年内亲密无间，而后完全破裂，而且常常达到仇视的程度。这就是弗洛伊德与荣格，也是与其他许多人间的友情所遭到的厄运。 对此的解释是：他需要依赖别人无条件的支持和赞同，因此对顺从的儿子，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对胆敢持不同意见的儿子，他是一位严厉的、独裁的父亲。因而，弗洛伊德与荣格从相识到决裂的过程恰如一位有着依赖感的、独裁的父亲与一位从顺从到独立的儿子间的关系演变历史。在这种过程的早期阶段，由于双方都认同对方的角色，于是一切都相安无事。荣格尊弗洛伊德为权威，乐意顺从他，作他的追随者。弗洛伊德为有如此才华出众的儿子而自豪。然而，儿子会长大。在尚未有自己独创性的思想与应有的自信时，荣格尚可甘心情愿地处于弗洛伊德的笼罩下。但当羽翼日渐丰满后，具有独立性的荣格就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在别人羽翼下生活的日子了。儿子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父亲的权威地位动摇了。一方要求独立，另一方却要求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了双方决裂的结局。最终，当独立性很强的荣格另辟新径，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时，双方的破裂势在难免了。这是有着独立性的儿子与一位权威型的父亲间演出的必然戏剧。 在这场决裂中，荣格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谋杀了父亲，出于赎罪的动机，他深感内疚，后来的荣格总是承认自己欠了弗洛伊德的情。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荣格却从不曾为这分裂而感到后悔。他把他们的友谊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不得不经过，但它又是不会持久的。从热烈的友谊到最终的决裂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虽说，这种不可避免的决裂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的。这是成长付出的代价，是前进道路上必要的牺牲。只有如此，个体才能成为成熟的人，才能走上自己的道路。决裂后的荣格经过几年的消沉，又昂首行进在自己开拓的宽广大道上，最终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